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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語·周語上》載有周厲王弭謗的故事，其間厲王採用衛巫監謗，從而殺戮謗王者，這樣國人便不再謗王。當厲王將此結果告知邵公時，也不敢道明其下劣手段，然邵公並非不知其手段，只是覺得此手段莫過是壅川致潰罷了。然後，邵公就此講述了古代朝政中的一系列監察制度，包括了“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，瞽獻曲，史獻書，師箴，瞍賦，朦誦，百工諫，庶人傳語，近臣盡規，親戚補察，瞽史教誨，耆艾修之”等等。至於這一套察補制度，後世產生了許多變異，然朝中監察御史之職位尚在，尚未全廢焉。然而，厲王就是不採納他們的意見，依舊我行我素，採用衛巫監謗而殺之，最終落得流放於彘（今山西霍縣東北）的下場。

關於流放厲王這一歷史事件，後人稱之為“國人暴動”，其大致內容如下。公元前841年，因不滿周厲王的暴政，鎬京的“國人”集結起來，手持棍棒、農具，圍攻王宮，要殺周厲王。周厲王下令調兵遣將。臣下回答說：“我們周朝寓兵於國人，國人就是兵，兵就是國人。國人都暴動了，還能調集誰呢？”周厲王帶領親信逃離鎬京，沿渭水河岸，一直逃到彘（今山西省霍州市），並於公元前828年（周共和十四年）病死於該地。國人攻進王宮，沒有找到周厲王，便轉而尋找太子姬靜。召穆公將姬靜藏了起來，國人圍住召穆公家，要召穆公交出太子，召穆公“乃以其子代王太子”，《竹書紀年》記載：“（國人）執召穆公之子殺之”。

對於國人暴動的性質，史家作了不同的認定，或認為是平民起義，或認為是工商業者起義，眾說紛紜，尚無定論。“平民”一詞源於古希臘語，時稱自由民中的非特權階層者為平民。在中國先秦史籍中，不見“平民”一詞，而“國人”一詞習見。《周禮·泉府》“國人郊人其有司”，賈公彥疏：“國人者，謂住在國城之內，即六鄉之民也。”可見，“國人”乃謂國都裏面的人們，而非廣大的民眾，故其性質也能算成國都里面的民眾反抗暴政的運動。

一國之君若不納諫，剛愎自用，自然會給舉國造成嚴重的損失，其自身也將難保。如何能使國君納諫，以避免國家重大損失，乃至產生暴亂而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，這委實是體製建設的一個重大課題。若果說監察臣工或國民，防止其為惡為亂，那是很容易的事；如果要監察君王，防止頂層紕漏，那將是很難的事情。厲王時期有“衛巫”設置，爾後之羽林衛，再後之東廠，均是弭謗之具，孰能監管頂層人物？正因為沒有這個監管機構，因而歷史之發展只能是改朝換代的不斷更替，誰也無可奈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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